晨曦微露，诊室弥漫着草药的清香。刚刚送走一位执意要送锦旗的患者，又接到一通质疑疗效的电话。这样的场景，在我的行医生涯中已不鲜见。那位治愈了顽固失眠的患者视我为再世华佗，而另一位慢性胃炎改善缓慢的患者，却将病情反复归咎于我的“无能”。正是在这过誉之辞与求全之毁的交替冲刷中，我渐渐领悟到，“誉之至，毁之始”不仅是世态常情，更是医者必修的一门深奥功课。

誉如甘霖，毁似寒风，皆为医途常态

记得初入医门时，每闻赞誉便心生欢喜，遭遇质疑则沮丧不已。这种情绪的起伏，恰如人体气机的升降浮沉，失了中正平和。直到重读《大医精诚》，孙思邈所言“夫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如醍醐灌顶。原来，真正的医者，心当如明镜，物来则照，物去则空。赞誉如甘霖，虽润却不可溺；批评似霜雪，虽寒却可醒神。它们如同诊断中的寒热虚实，不过是外在表象，医者当探其本质，而非执著于表象。

曾遇一位眩晕患者，多方求治无效。我据“无痰不作眩”之理，以半夏白术天麻汤化裁，三剂而愈。患者感激涕零，誉我为“神医”。我深知，这不过是辨证准确，药症相对，岂敢贪天之功？正如《黄帝内经》所言：“病为本，工为标。” 疗效的根源在于患者自身的正气与疾病的传变规律，医者只是顺势而为的“工”而已。若因一时之效而沾沾自喜，便是忘了医道之深邃与个体之差异。

临证如临敌，须臾不离“中正”之心

然而，医路从不平坦。一位经我调治月余，痛经大减的年轻女子，因一次饮食不节导致旧症微作，其家人便断言我“用药不当”。那一刻，初闻“毁”言，内心如针刺。但冷静思之，《伤寒论》教我们“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病情反复本是常态，何不借此反思诊疗细节？深入询问，果然发现患者自行服用了大量寒凉生冷之物。这次“毁”言，非但未损我信心，反让我更深刻体会到叮嘱患者遵医嘱的重要性，以及疾病愈后调养的微妙。这正如《道德经》所言：“祸兮福之所倚”，求全之毁，往往是砥砺医术、完善自我的磨刀石。

多年的临证生涯让我懂得，无论是过誉之辞还是求全之毁，都是投射在医者身上的外界光影。真正的医道，在于超越这些浮光掠影，守住一颗“中正”之心。诊脉时，指下寻的是浮沉迟数，心中守的是平静如水；处方时，笔下落的是君臣佐使，意中存的是辨证论治。面对赞誉，当思医术无止境，尚有诸多疑难待解；面对质疑，当省己身是否有疏漏，或亦是沟通未明。此心若能如秤，不随物倾，方能在这誉毁交织的漩涡中，找到那份属于医者的内在定力。

大医之道，在于超越毁誉的慈悲与洞见

更深一层而言，患者的“誉”与“毁”，往往源于其自身的疾苦与期盼。病痛中的焦虑，康复后的欣喜，都可能演变为极端评价。医者若能体察这份痛苦，理解这份心情，便能以更博大的胸怀去包容。唐代王焘在《外台秘要》中强调医者须“志存救济”，此“救济”之心，本就包含了对他人在病痛中可能产生的种种情绪的悲悯与理解。真正的医道，超越了技术的层面，升华为一种对人性的深刻体察与关怀。

如今，我依旧每日面对各样的评价。但我的心境，已从最初的波澜起伏，趋于如今的镜水平流。誉不加喜，毁不减慎，因为我知道，我的目光必须始终聚焦于那指下的脉象、舌上的苔色，以及患者身心整体的阴阳平衡。窗外四季更迭，诊室内，草药的香气依旧醇厚。在这誉毁之声之外，我听见的是医道本身的深沉呼唤——那是对生命的敬畏，对医术的精进，以及一颗永不褪色的济世之心。

这条路，我将继续走下去，带着对“过誉之辞”的清醒，对“求全之毁”的感激，更带着对那超越誉毁的、纯粹医道的不懈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