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二聚体（D‑dimer）是交联纤维蛋白的降解产物，纤维蛋白原在凝血酶的作用下，形成纤维蛋白单体（FM），FM 以半交错、重叠的方式自发地聚合，形成不稳定的可溶性纤维蛋白多聚体，进而在 FXIIIa 催化下共价交联，形成交联纤维蛋白多聚体，即不可溶的纤维蛋白。交联纤维蛋白多聚体在纤溶酶的作用下降解生成大量复杂的长片段 X‑寡聚体（X‑oligomer），这些长片段继续分解生成含有由两个共价结合的 D‑结构域（D=D，相当于 D‑二聚体）的大小不一的片段组合，可作为机体凝血活化和继发纤溶激活的标志物。
在正常生理状态下，约 2%～3% 的血浆纤维蛋白原转化为纤维蛋白，纤维蛋白的降解可产生少量的 D‑二聚体。D‑二聚体在体内的半衰期约为 8 h，主要通过肾脏和网状内皮系统从循环中清除。
解读 D‑二聚体检测结果时，应始终考虑样本因素、生理状态及药物的影响。
1、 可能导致 D‑二聚体结果偏低的因素：
① 采样量偏低、样本稀释；
② 抗纤溶药物、高强度抗凝剂等。
2、可能导致 D‑二聚体结果偏高的因素：
① 样本中有血凝块；
② 类风湿因子可与检测试剂中的 D‑二聚体单克隆抗体结合，导致 D‑二聚体假性升高；
③ 风疹、带状疱等病毒感染后可引起机体产生嗜异性抗体，嗜异性抗体的存在可使基于免疫法检测所得的 D‑二聚体结果假性升高；
④ 副蛋白血症（如多发性骨髓瘤、意义未明单克隆免疫球蛋白血症）可能导致 D‑二聚体假性升高；
⑤ 近期手术的病人；
⑥ 肾病患者（D-二聚体片段主要通过肾脏清除和网状内皮系统分解代谢来消除）；
⑦ 多种生理状态及药物的使用均可出现D‑二聚体升高，生理因素包括高龄、妊娠、剧烈运动后；药物因素包括应用血凝酶类药、降纤药、溶栓药、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等。
1、D‑二聚体在VTE中的应用
VTE 包括深静脉血栓（DVT）和 肺栓塞（PE）。DVT 是血液在深静脉内不正常凝结引起的静脉回流障碍性疾病，常发生于下肢，导致腿部肿胀和疼痛；PE 多是由于 DVT 血栓脱落（通常来自下肢深静脉系统）阻塞肺动脉或其分支引起。PE 和 DVT 具有相同易患因素，是 VTE 在不同阶段、不同部位的两种临床表现形式。
发生下肢 DVT 时，血液中 D‑二聚体的浓度升高。对于无明显血栓发生诱因、临床症状和体征不典型、Wells 评分为低度临床可能的患者，高敏感度 D‑二聚体定量检测阴性的结果可排除 DVT；阳性者推荐进一步行血管超声检查。对于血栓发病因素明显、症状体征典型、Wells 评分为中、高度可能的患者，首选血管超声检查。
表1预测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临床模型Wells评分标准
（注：表中分数相加，评分 ≤ 0 分为低度临床可能性；评分 1～2 分为中度临床可能性；评分 ≥ 3 分为高度临床可能性；若双侧下肢均有症状，以症状严重的一侧评分为准。）
对于评估低、中度 PE 可能的患者，行高敏感度 D‑二聚体定量检测，结果阴性可除外 PE；如 D‑二聚体阳性，建议 CT 肺动脉造影（CTPA）进一步检查，明确 PE 的诊断。对于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疑似 PE 患者，D‑二聚体可不作为初始诊断的必要检查。
表 2 肺栓塞（PE）验前概率 Wells 评分标准
（注：DVT 为深静脉血栓；原始版评分临床概率按照三分类法：< 2 分为低度临床可能，2～6 分为中度临床可能，> 6 分为高度临床可能；原始版评分临床概率按照两分类法：≤ 4 分为 PE 不可能，> 4 分为 PE 可能；简化版评分临床概率按两分类法：0～1 分为 PE 不可能，≥ 2 分为 PE 可能。）
2、D‑二聚体在急性主动脉夹层（AAD）中的应用
AAD是指人体大动脉（主动脉）的内层形成溃疡或裂口，血液从裂口涌入，导致主动脉内层和中层分离形成夹层的一类急性疾病。AAD患者的血液可在夹层中凝固形成假腔内血栓，引起D‑二聚体升高。
临床低度可能性患者D‑二聚体阴性可以排除AAD；而临床高度可能性患者，应直接进行CT血管造影，D‑二聚体结果阴性不能排除AAD。
3、D‑二聚体在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中的应用
DIC是在许多疾病基础上，致病因素损伤微血管体系，导致凝血激活，全身微血管血栓形成、凝血因子大量消耗并继发纤溶亢进，引起以出血及微循环衰竭为特征的临床综合征。DIC发病凶险，死亡率高，及时诊断DIC对患者具有重要意义。多种病理生理因素均可导致D‑二聚体升高，单独D‑二聚体检测并不适宜用于DIC的诊断，应结合其他凝血指标和血小板计数联合评估；但正常的D‑二聚体可以排除DIC。
4、D‑二聚体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中的应用
COVID‑19患者因内皮损伤、凝血系统激活以及纤溶抑制，可表现为以高凝为主的凝血紊乱，纤维蛋白过度生成（血栓形成）可致循环微血管和（或）大血管堵塞，继而导致多器官功能障碍。
D‑二聚体水平升高是COVID‑19相关凝血病最常见的特征，因此，将D‑二聚体作为COVID‑19患者入院常规筛查项目之一，入院时的D‑二聚体水平有助于评估疾病严重程度和预后；定期监测住院COVID‑19患者D‑二聚体水平，显著升高的D‑二聚体（如> 3000 μg/L）提示VTE风险增加，需考虑排查VTE及给予血栓预防措施；对于D‑二聚体升高、出血风险低的非危重型COVID‑19住院患者，应用治疗剂量低分子肝素或普通肝素优于预防剂量；COVID‑19住院患者出院后，仍有D‑二聚体升高者应用30 d预防剂量DOAC（如利伐沙班）优于不给予抗凝药物。
5、D‑二聚体在抗凝治疗中的应用
抗凝治疗可降低D‑二聚体水平，VTE患者抗凝治疗的最佳时限目前尚无定论，相关指南建议抗凝治疗3个月后根据血栓和出血风险高低，决定是否延长抗凝，而D‑二聚体检测可以为此提供更加个体化的信息。
D‑二聚体可用于评估口服抗凝药治疗患者的预后；也可用于判断VTE患者是否需要延长抗凝及是否需要恢复抗凝。
6、D‑二聚体在肿瘤中的应用
肿瘤患者血栓形成风险增加，VTE是肿瘤患者的第二大死因。但由于排除效率较低，不提倡将D‑二聚体常规用于肿瘤患者VTE的排除；D‑二聚体与其他临床因素（如肿瘤部位、血小板计数、白细胞计数、化疗前血红蛋白水平、促红细胞生成素等）结合，可用于肿瘤患者VTE风险的评估。肿瘤引起的凝血激活与肿瘤的生长密切相关，D‑二聚体水平升高可能是组织因子异常活跃的结果，D-二聚体可用于预测癌症患者的预后及潜在转移。
在肿瘤治疗过程中，全身化疗患者的D-二聚体也明显升高，化疗可能会增加恶性肿瘤患者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风险。
7、D‑二聚体在妊娠期中的应用
妊娠期受激素水平等影响，血液中纤维蛋白原、FVII等凝血因子水平增加，抗凝蛋白活性降低，使机体呈现出高凝倾向以减少母体分娩时的出血，因此，妊娠期健康女性D‑二聚体可生理性增高，且水平随孕周的增加而逐渐上升。
由于妊娠期正常的生理性D‑二聚体增高与VTE导致的病理性增高重叠，妊娠期间VTE的临床诊断仍然具有挑战性。
8、D-二聚体在脓毒症中的应用
脓毒症是一种危及生命的综合征，其主要是严重的感染导致机体各大平衡状态被破坏从而引起多器官功能障碍。炎症和凝血在脓毒症的发病中起关键作用，炎症导致凝血激活，凝血也显著影响炎症活动。
D-二聚体在诊断和评估脓毒症疾病严重程度对预后具有重要的作用。「SOFA评分系统」是目前国际上统一采用来诊断和评估脓毒症的评分系统，其采用D-二聚体作为一项重要的参考指标，通过D-二聚体来评估脓毒症患者多器官功能障碍等不良预后的发生率。
9、D‑二聚体在糖尿病中的应用
有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的D-二聚体水平显著高于非糖尿病者。糖尿病患者D-二聚体及纤维蛋白原测定可预示糖尿病患者心脑血管并发症发生的危险，有助于糖尿病患者并发症的早期诊断和预防。
10、D‑二聚体在肝脏疾病中的应用
严重肝病（如肝硬化、肝衰竭）时，因肝脏清除能力下降和凝血紊乱，D-二聚体常升高。患者血浆D-二聚体及纤维蛋白原含量与肝功能损害的程度呈正相关。临床中检测和动态观察血浆D-二聚体及纤维蛋白原含量的变化，有助于对肝硬化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及并发症的评估及预后做出判断。
11、D‑二聚体在感染性疾病中的应用
在感染性疾病（急性胰腺炎、急性肺炎、泌尿系感染、胆管感染等）中，D-二聚体升高较明显，推测机体感染（细菌、病毒等）后，全身炎症导致血管内皮细胞损伤、血液流变学改变，与此同时体内纤溶系统被激活，加重体内高凝状态，发生血管内微循环改变，导致D-二聚体升高。
12、D‑二聚体在严重创伤、手术中的应用
在严重创伤、大型手术后，因组织损伤和炎症反应激活凝血系统，D-二聚体升高，D-二聚体持续高水平或进行性升高是预警术后DVT和DIC风险的重要指标。
D-二聚体是临床评估凝血-纤溶系统状态不可或缺的工具，尤其在排除血栓性疾病、诊断监测DIC、评估危重疾病严重程度和预后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但其缺乏特异性，阳性结果仅提示存在凝血激活和继发纤溶，不能确定具体病因，必须结合临床表现、病史、其他检查结果综合判断。在许多疾病中，动态监测意义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