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颖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宝荷路113号，518000 

在过去的十年，针对免疫检查点的免疫疗法已成为许多恶性肿瘤的重要治疗方法。James P. Allison和Tasuku Honjo亦因发现免疫检查点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和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CTLA4）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目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已批准了多种抗PD-1和抗PD-L1抗体用于恶性肿瘤治疗，而2017年抗PD-1药物派姆单抗被FDA批准用于具有微卫星不稳定性（MSI）的肿瘤治疗则具有里程碑意义，意味着首次基于可预测的遗传生物学标记而非肿瘤来源批准了药物治疗恶性肿瘤的适应症。随着多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药物相继在我国上市，改变了我国患者肺癌、黑素瘤、肾癌、肝癌、霍奇金淋巴瘤等多种实体恶性肿瘤临床实践及患者预后，但抗PD-1 / PD-L1抗体单药阻滞治疗恶性肿瘤的临床反应率仅为20％-30％，除了不同肿瘤的基因突变外，亦可能与复杂的肿瘤微环境有关。此外，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亦有其特有副作用（如皮疹、内分泌腺功能异常、肺炎、I型糖尿病、结肠炎等），据报道，14%的患者会发生3级及以上毒副作用。考虑到该治疗的高经济成本和潜在毒性，通过疗效预测标志物选择最有可能从抗PD-1免疫疗法中受益的患者至关重要。预测性标志物应首先着眼于药物治疗靶点，由于目前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主要靶向PD-1, PD-L1等，因此，这些分子在肿瘤细胞、免疫细胞的表达应该作为主要的预测标志物。其表达水平既可以纳入治疗标准，亦可以用于患者分层，或用于评估疗效相关性如缓解率，无进展生存率和总体生存率等。此外，疗效预测标志物可以基于临床患者特征、肿瘤生物学特征等，尽量选择表达稳定、测试简单方便低且成本的标志物。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肿瘤的时空异质性以及免疫微环境的改变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