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 年 8 月，丁宝坤从锦州医学院毕业时，本以优异成绩获得留校资格，却因家庭原因主动申请回沈阳。最终，她被分配到辽宁省神经精神病院沈阳门诊部 —— 一个只有 50 张床位的基层诊室。
刚走出校园的她，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工作中遇到难题，要么扎进图书馆翻文献找资料，要么追着科室老医生 “刨根问底”；每天清晨，她总比同事早到一小时，先绕着病房查一圈房，把患者的情况记在小本子上；傍晚下班，她又是最后一个离开，要么整理病历，要么跟着老医生复盘病例。
这份 “眼里有活、心里装事” 的拼劲，很快让全科室对这个新来的女大学生刮目相看。同事们常说：“丁宝坤身上没有娇生惯养的娇气，倒有股不服输的硬气。”
1966 年结婚后，丁宝坤面临着 “两地分居 + 多重身份” 的考验：一边要在医院忙工作，一边要照顾母亲和两个妹妹，周末还得挤时间去帮婆婆做饭、洗衣。可即便如此，她从没耽误过一天工作 —— 常常科室同事都走光了，她还在灯下核对病历，有时忙到忘了吃晚饭，回到家时，母亲和妹妹早已关灯休息。
这份付出让她年年被评为 “先进工作者”，可背后的心酸只有家人知道。1972 年爱人调回沈阳、分到房子时，她才终于有了稳定的家；1975 年、1976 年两个女儿接连出生，她没休够产假就回了岗位。1978 年，单位推荐她去四平参加 “东北三省首届主治医师进修班”—— 这是沈阳市唯一的名额，全脱产学习一年。
为了不耽误学习，她每周六晚上坐火车回沈阳看孩子，周日晚上再由爱人骑自行车送到火车站，赶 39 次特快回四平。有一次临走时，两个女儿攥着她的衣角哭到嗓子发哑：“妈妈别走！” 她狠心挣开孩子的手冲出门，身后传来母亲又气又疼的骂声：“你这是要逼死我们娘仨吗！” 可她知道，只有把本事学扎实，才能更好地治病救人。那段日子，两个女儿每晚都抱着她的照片入睡，而她的笔记本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课堂笔记。
一年进修归来，丁宝坤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高光时刻：她被晋升为主治医师 —— 要知道，当时沈阳市卫生系统 1960 年后毕业的大学生里，仅 5 人获此晋升，她是其中唯一的女性。不久后，她又被提拔为精神科疗区主任，管着 150 张病床、三个疗区（其他科主任最多管 70 张床、两个疗区）。
走马上任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 “心理测量室”—— 这在当时的基层医院里很少见。她常说：“精神病人不光要用药，更要‘走心’。” 只要病房有重症患者，无论深夜还是凌晨，她总能第一时间赶到；每年除夕，别的医生回家团圆，她却留在病房陪患者吃饺子、唠家常。
1981 年除夕，沈阳卫生局马局长来病房慰问，看到她守在患者身边，惊讶地说：“全沈阳的医生里，恐怕只有你把病房当作家了。” 而患者的感谢信，贴满了科室的墙 —— 有人说她 “比亲人还亲”，有人说她 “救了自己的命”。
1985 年，丁宝坤如愿调到中国医科大学，任基础部医学心理教研室副主任。可工作没多久，她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学校附属医院没有精神科专科门诊，心理学教研也缺 “临床阵地”—— 学生只能学理论，没法接触真实患者。
她立刻给校长写请示报告，软磨硬泡了三年，终于在 1988 年 2 月拿到 “特批”：学校给了两间房，让她在附属医院建心理门诊。门诊刚起步时，她带着两名老同事，从 “零” 教起：怎么问诊、怎么写病历、怎么给患者做心理疏导，甚至连挂号、收款流程都亲自盯。
为了让门诊能 “活下去”，她争取到 “独立挂号、独立收款” 的权限；有了创收后，除了给员工发奖金，剩下的钱全投入科研。有次发了 1000 元奖金，同事打趣说 “小金库又多了一笔”，她却一头雾水：“什么是小金库？” 后来她把奖金藏在衣服里，却总觉得不踏实，两天后就交给爱人：“还是你管着吧，我揣着钱都没法好好看病。”
更难得的是，她还 “盘活” 了沈阳市铁路三门诊的四层住院部 —— 通过合作，既解决了患者 “住院难” 的问题，又给中国医科大学的学生争取到了实习阵地，一举填补了学校精神医学临床教学的空白。1992 年，她去香港中文大学交流时，著名心理学家张妙清握着她的手说：“你把‘理论落地’这件事，做得太扎实了。”
从 1963 年的基层诊室，到后来的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照顾家庭的女儿、母亲，到守护患者的医生、学科开拓者，丁宝坤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 “不服输、不将就” 的韧劲，把每一步都走得稳稳当当。正如她常对学生说的：“做医生，既要对得起患者的信任，也要对得起自己心里的那股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