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有精神分裂症，就意味着失去一切吗？
陆小兵医生
发布于2022-04-07 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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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陆小兵原创
2012年，艾琳·萨克斯（Elyn Saks）在TED上分享了自己作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经历。她曾经在精神病医院待过上百天，她发病的样子，让朋友感到吃惊；她会出现幻觉，会忽然看到有人在她身后举着一把刀；她的言语和思维会变得毫无逻辑，还说自己脑袋里充满了噪音。
得了这个病，好像意味着艾琳·萨克斯不应该站在这里进行演讲，但她确实来了。现在，她是南加州大学古尔德法学院的首席法律教授、心理学教授和精神病学教授。她希望用自己的经历，向人们展现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真实的、具体的「人」，而非一个简单的标签。
我是一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女人，我曾在精神病医院里待过上百天，那会儿我觉得也许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会待在医院的病房里。但是，我的人生并没有如此进行下去。事实上，我已成功地离开了医院将近30年，这可能是我最自豪的成就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已经完全摆脱精神疾病的挣扎。我从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得到了第一份法律行业的工作。在我计划搬离纽黑文的几年前，我在纽黑文的分析师，怀特，告诉我他将在三个月之后结束他的分析师执业工作。怀特对我的帮助很大，一想到他要离开，我感到极为崩溃。我最好的朋友史蒂夫担心我状态不好，于是飞到了纽黑文陪我。我打开我公寓房间的门史蒂夫后来告诉我，尽管他见到过我好多次发病的样子，但他那天见到我那样，还是很吃惊。我一个星期没怎么吃东西了，很憔悴。走路的时候，感觉腿像木头一样。我的脸憔悴得像一张面具。我把所有的窗帘都拉上了，中午的时候，我的房间几乎处于全是黑暗。空气难闻，房间凌乱。史蒂夫，是一名律师和心理学家，治疗过很多有严重精神疾病的患者，直到今天，他还是觉得这是他见过的最坏的情况。‘谢谢你的到来，史蒂夫。摇摇欲坠的世界，文字，声音。赶紧让时钟停下来。时间，时间到了。‘‘我要被推入坟墓了，现在的境况就是坟墓。’我呻吟着。‘地心引力把我往下拉，我很害怕。快让它们走开。’”作为一名年轻女性，我有三次在精神病医院里长时间住院的经历。我的医生诊断我为慢性精神分裂症，并给了我一个如坟墓般的预判，他认为最好的情况下，我也只能在别人的看护下生活，做些很枯燥的工作。但幸运的是，我并没有像他预判的那样。我现在是南加州大学古尔德法学院的首席法律教授、心理学教授和精神病学教授。我有很多亲近的朋友，还有我最爱的丈夫，威尔，他今天也来了。他绝对是我人生的主角。我想和你们分享在这过程中都发生了什么。并且向你们讲述我作为一名精神疾病患者的经历。我必须要说的是，这些只是我个人的经历，每个精神疾病患者的症状都不尽相同。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大脑疾病，它的主要症状是思觉失调，或是与现实脱离。妄想和幻觉是精神分裂症的标志。妄想是一种不符合事实的虚假而固定的信念。而幻觉是一种不存在的感受。比如，我病发的时候，我会有种妄想是自己杀了上百人。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脑子里马上要发生核爆炸。有时候，我会出现幻觉，有一次我一转身，看到后面有一个人正举着一把刀。这种感觉就好像噩梦中的情景在现实中发生。而且我的言语和思维经常变得毫无头绪，没有任何逻辑。当出现联想松弛的症状时，一些发音相似的词会组织在一起，但却没有任何意义。如果这些词足够混乱，就称为「词语杂拌」。与大部人认为的不一样，精神分裂症不是多重人格或人格分裂。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脑不是分裂的，而是破碎的。每个人都在大街上看到过流浪汉，他们不修边幅，看上去营养不良，站在大楼外面自言自语或大喊大叫，这种多半会被认为是有精神分裂的表现。但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层级中。很多患者有全职的工作，并能够承担很大的责任。几年前，我决定把个人经历写下来，并想以亲身经历者的角度和在座的各位分享我的经历。接下来的这段发生在我上耶鲁大学法学院第一年第一个学期的第七周。我和我的两个同学，瑞贝尔和瓦尔，一起约在星期五的晚上去图书馆自习。我们都没写多少作业，我就开始胡言乱语了。‘备忘录是一种显现’我告诉他们。‘它们都是有意义的，会出现在你的脑子里。帕特曾经就这样说过。你杀过人吗？’瑞贝尔和瓦尔看着我，好像我在他们脸上泼了冷水一样。‘你在说什么？，艾琳？’‘哦，你知道的，谁是什么，什么是谁？，天堂和地狱，让我们去屋顶吧。那里是平的，那里是安全的。’瑞贝尔和瓦尔跟着我，问我到底是怎么了？‘这是真正的我，’我边说着边举起手在头顶挥舞着。之后，在星期五的深夜，在法学院的楼顶上，我开始唱歌，很大声地唱歌。‘来到弗罗里达的阳光丛林吧。你想要跳舞吗？’‘你是嗑药了吗？’有人问。‘你嗑嗨了吗？’‘嗨？我？我没有嗑药。来弗罗里达的阳光丛林吧，那里有柠檬，那里有恶魔。‘你吓到我了，’他们其中一个人说道，然后瑞贝尔和瓦尔回到了图书馆。我耸耸肩，跟上了他们。
回到图书馆里，我问同学们，他们是否和我有同样的围绕我们的案例胡言乱语的经历。‘我觉得有人潜入了我的案例。我们应该去侦察现场。我不相信关节，但他们确实把身体的各部分连在一起。’“这就是一个我联想松弛的例子。最终，我回到宿舍，但我没有办法安定下来。我的脑袋里充满了噪音，我满脑子都在想橘子树，我写不出的法律课作业，以及我幻想中需要我为此负责的大规模谋杀。我坐在床上晃来晃去，为恐惧和孤独呻吟着。这次发病让我第一次进入了美国的医院进行治疗。我前两次住院是在英国。第二天早上，我来到教授的办公室，问我能不能晚点交作业，然后我开始像前一天晚上一样不知不觉地胡言乱语。他最终把我送到了急诊室。到了之后，有一个人，我先叫他‘医生’吧，他的整个团队很野蛮地向我冲了过来，把我高高地举在空中，然后狠狠地把我摔在一张金属床上，力量大得我眼冒金星。之后，他们把我的腿和胳膊用粗皮绳绑在金属床上。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声音从我的嘴里冒了出来，一半是呻吟，一半是尖叫，毫无人性，只有单纯的恐惧。然后这个声音又出现了，从我肚子深处的某个地方传出来，生生地刮着我的喉咙。“这件事导致我被迫住院。医生违背我的意愿，强制让我住院的一个原因之一，是我“没有办法自理”了。为了证实这个看法，他们在我的病例里写到，我无法完成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功课。我不知道这对大部分纽黑文其他人意味着什么。接下来的一年里，我在精神病医院呆了五个月。有时，一天之中我会在器具的机械束缚下度过20小时，胳膊和腿被捆着，还用网紧紧地绑在我的胸前。我从来没有打过任何人，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没有直接威胁过任何人。如果你从来没有被这样绑过，你可能认为这无关紧要。实际上这种感受糟糕透顶。据估计，在美国，每周有1到3人死于这种束缚。他们被勒死，他们会吸入自己的呕吐物，他们感到窒息，他们的心脏病会发作。目前我们尚不清楚使用机械束缚到底是在救人还是在杀人。当我准备为《耶鲁法律杂志》写有关机械束缚的学生笔记时，我咨询了一位著名的法律教授，他同样也是一名精神病学学家。他肯定了我的看法并认为这种束缚是侮辱人格的、痛苦的和可怕的。他世故地看着我说：“艾琳，你并不真正的了解。这些人是精神疾病患者。他们和我们不一样，他们对束缚的体验与你我不同。” 在那一刻，我并没有勇气告诉他，不，我们和他们并没有那么不同。我们同样不喜欢被绑在床上，也同样无法忍受那几十个小时的痛苦。事实上，直到最近，我敢肯定有些人仍然认为，机械束缚可以帮助精神疾病患者感到有安全感，而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精神疾病患者同意这个观点。如今，我非常认同精神病学，但反对暴力性的治疗方式。我并不认为暴力作为治疗是有效的，而且我认为对一位有严重精神疾病的患者使用暴力手段是很可怕的。最终，我来到了洛杉矶，在南加州大学古尔德法学院任教。这些年来，我一直抗拒服药，为此我付出了很多努力。我想，如果没有药物我仍然可以掌控生活，那我就可以证明我精神上没有问题，那只是我犯的一个糟糕的错误而已。我的想法是服用药物越少，缺陷就越小。我在洛杉矶的精神分析师卡普兰博士鼓励我继续服药，与这样的生活友好相处。但是我决定做最后一次尝试。我开始减少药的用量，在短时间内，我就感觉到了一些变化。从牛津旅行回来后，我冲进了卡普兰博士的办公室，冲向角落蹲了下来，捂住我的脸，开始发抖。我感觉我周围有恶魔拿着匕首。他们把我切成了薄片，他们让我吞下滚烫的煤球。卡普兰后来把我当时的情景描述为‘在痛苦中挣扎’。他准确无误地将这种状态描述为急性前兆性的精神病状态，即使在这种状态下，我还是抗拒服用更多的药物。我的征途还没有结束。在与卡普兰的面会结束后，我立刻去看了马德医生，一位精神分裂症的专家。他负责关注我用药后的副作用。在他的印象中，我只是患有轻微的精神疾病。一进到他的办公室，我便坐在他的沙发上，蜷缩起来，然后开始喃喃自语。‘头破血流，人们试图杀戮。我可以把你的办公室彻底摧毁吗？’‘如果你认为你会这样做的话，你需要现在就离开。’马德说。‘好的。小一点，在冰上点火。告诉他们不要杀我。我做错了什么？成千上万的想法，封锁。’‘艾琳，你会觉得你对自己或其他人是有危险的吗？我认为你需要住院。我可以让你马上入院，然后整件事情就会变得不一样。’‘哈哈哈，你想把我送进医院？医院是糟糕的，他们都疯了，他们都很难过。任何一个人都应该远离医院。我是上帝，或者我曾经是。’ 在‘我是上帝，我以前就是’这句话笔记的旁边，我丈夫在做了标注，他说：‘你是辞职了，还是被开除了？’‘我赐予生命，我又夺走生命。请原谅我吧，因为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最后，我在朋友面前崩溃了，每个人都劝说我继续服用药物。我不能再否认事实了，而且我也无法改变它。那道隔离在我和萨克斯教授之间的墙，隔绝了几年前曾经住过院的、躺在那破碎的废墟中的疯女人。关于这个疾病的一切，都在说我其实不应该在这里做演讲，但是我确实在这里。我想，有三个原因：首先，我拥有非常好的治疗，每周四到五天的精神分析心理治疗，持续了几十年，同时还有优秀的精神药物治疗。其次，我有很多亲近的家人和朋友，他们了解我，也了解我的病。这些关系给了我生活意义感和深度，在我面对症状时，他们帮助我找寻生活的方向。最后，我在南加州大学法学院，一个极具支持性的工作环境中工作。这个地方不仅满足了我的需求，同时也十分接纳我的需求。这里还是一个能够激发我思考的地方，用复杂的问题占据我的思维，是我对抗精神疾病最强有力的且最可靠的防御方式。图片来源：《The Center Cannot Hold》艾琳·萨克斯即使我拥有良好的治疗、和睦的家庭和朋友以及支持性的工作环境，我也过了很久才公开了我的病情，因为人们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如此严重，以至于我对于别人知道我的病情很没有安全感。如果今天你没听到任何东西，也请你一定记住这一点：没有所谓的“精神分裂病患”，有的只是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具体的“人”，而这些人可能是你的配偶，也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邻居，也可能是你的朋友，还有可能是你的同事。因此，让我分享一些我最后的想法。我们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来研究和治疗精神疾病。我们对精神疾病了解得更多，我们便能够提供更好的治疗。我们能提供的治疗越好，我们便能为更多人提供关怀，而且不需要使用暴力。此外，我们必须停止将精神疾病视为一种罪行。洛杉矶监狱成为美国最大的精神病院，这已成为全国性的悲剧和丑闻。美国监狱和看守所挤满了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个体，他们中的许多人入狱是因为他们从未接受足够的治疗。我很容易就可能成为他们中的一个，或沦落到街头流浪。我有一个对娱乐行业和媒体的建议：总的来说，你们在去污名化和消除各种偏见的过程中已经做得很好了。请继续让我们在你们的电影、戏剧、专栏中，看到那些受严重精神疾病折磨的人。请富有同情心地刻画他们，请从他们的经历的丰富和深度入手刻画他们，把他们当做人，而非一个简单的诊断。最近，我的一个朋友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我手里有一片可以瞬间治愈我的药片，我会吃它吗？诗人赖内·马利亚·里尔克有机会接受精神分析，他拒绝了，说：“不要把我的恶魔带走，因为我的天使也可能会逃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的精神病是一个清醒的噩梦，里面的恶魔十分可怕，以至于所有的天使都已经逃走了。那么我会吃这个药吗？我不希望我看上去在为一种生活懊悔，懊悔如果我没有患精神疾病我本可以拥有怎样的生活。我也不是在向任何人寻求怜悯。我宁愿认为我们所共通的人性，比不共通的精神疾病要重要的多，那些经历过精神疾病的人们所期望的，也正是其他每个人所期望的。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话来说，“去工作，去爱。“最后，我们想说，在实际生活中，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症状与表现。如果你怀疑自己有精神分裂症，请不要自我诊断。应该尽早去医院接受正规的诊断和治疗。看见与讨论，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希望我们以科学依据为基础，不断去破除对心理健康问题的污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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