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神化和妖魔化医生，都是让生命充满风险

PubmedPlus 3天前

2018 年 8 月 3 日，「中国心脏大会（CHC 2018）」在北京隆重举行。

在第三届中国血管大会“医术·艺术”人文论坛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先生应邀发表演讲，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对医学发展中面临的一些问题的思考。以下是我们对这一演讲的整理，谨供大家参考。

有人说，你为什么总替医生说话？我说可能因为我们都姓白吧！其实，坦白地说，我真不是在为医生说话，而是自私地在为自己和每一个生命说话。中国的古人将人的一生总结为四个字——生老病死。请问“生老病死”这四个字，哪个字所代表的阶段能离得开医生这个职业？因此，妖魔化医生，去放大医患关系中间存在的矛盾，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使自己的生命航行越来越踏上了一个充满风险的轨迹。

随着对这个领域了解的越来越多，困惑也就越来越多，我今天借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跟大家交流我内心的与各位这个行业有关的一些困惑，当然大家可能各自也都有各自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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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庞大的门诊量与个别医患矛盾，甚至是医疗犯罪之间的矛盾。想想看，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诊疗量，我们随便去北京的一个大的三甲医院，看看它的日均门诊量是一个怎样的数字。因此，在这样一个庞大的门诊量下，产生一些令人难过的医患冲突，甚至针对医生的犯罪，不奇怪，全世界都有，展现的方式不一样。说这句话，可能各位心稍微凉一点，我觉得过去有，现在、将来可能还会有。

有一次去台湾，我们跟来自全球的医生进行交流。美国的医生跟我讲，美国的医患关系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他说，只不过有一群律师站在医院外头，给每一个患者塞小卡片，告诉他们“有事找我”。这也就意味着，在美国包括其它很多国家，医患关系只不过以另外的方式所展现出来，依然存在着很多的压力。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心平气和一点，我们要看到此刻的中国，有如此庞大的门诊量，会存在一些以这些门诊量作为基数的医患冲突，甚至恶性伤医事件，但该归司法的要归司法。

第二，想象的真实和事实上的真实。在舆论场上，非常危险的一种现状是，我们更愿意相信自己内心中想象的真实，而它跟现在中的真实是有巨大差距的。

这一两年略有好转，但是前几年，只要医患之间发生了矛盾，很多网民或者舆论的掌握者，就经常在想象中把责任推到了医院。因为他们觉得，医院和医生相对于患者好像更加强大。因此，好几年来，我们内心的不舒服，就在于社会环境当中想象的真实和我们实际遇到的真实是不一样的。所以，目前中国充满着很多的撕裂，这种撕裂就是想象中的真实，跟现实中的真实之间有一种落差。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矛盾。如何还原真实的事实，而不是想象的事实。

第三，随着医学的巨大进步，人们越来越神话医疗的结果。因此，医学的巨大进步和医生巨大无奈之间的矛盾，是公众往往不理解的。患者带着极高的、超越事实的期望值，他觉得医学在不断进步，你们的仪器什么都能检测出来，我这点小病你怎么能治不好呢？可是，医生其实经常是无奈的，否则就不会有特鲁多的那个著名的墓志铭：“偶尔去治愈，经常在帮助，总是去抚慰”。医生这个行业，要给别人带来希望，而内心里却又经常面临无奈，因为“生老病死”这四件事全在你这。但是，这个反差在社会当中，还没有一种很好的沟通去解决。

第四，大数据和个体之间的矛盾。大数据解决个体问题吗？在医学领域里，这是一个更大的挑战，但是公众往往不去从这个角度思考。之前，我在看郎景和教授书中讲的很多年前的一个案例，一个妇女常态的出血，以为很容易就能够止住，结果郎景和教授和另一个院士，动了一个月的脑筋，经过了一个月的尝试，才止住这个出血。他就感叹，99.9%的患者可以用这个方法解决，下一个坐到你面前的人依然可能是那个0.1%。大数据从不解决个体问题，所以走到哪儿，我总在说，我非常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大数据和机器来帮我们进行诊断，但是治疗依然属于医生。居然有一种预测，说未来有很多职业要消失，其中居然还包括医生。大数据从来不解决个体问题，治疗是一个融合着生理、心理和小概率事件，以及个体差异的一个综合行为，这才是医学之难。所以，这个巨大的矛盾，社会如果不能理性地去探讨，而形成一种惯性思维，认为有了大数据，机器越来越先进，可以解决所有的医疗问题，医疗就不会存在了，那才是真正的糟糕。

第五个巨大的矛盾是治疗和预防之间的矛盾。我是健康激励计划的宣传员，十几年前，给我颁发证书的时候，当时的卫生部部长是陈竺。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宣传员，他要给我颁证书。在卫生部的大楼里，走向会议室的过程中，我跟陈部长说，目前全中国都把卫生部定位于有了病你给我治病的一个政府部门，我们不能承受其重量。卫生部应该首先是一个在别人没病的时候帮助别人防病的部门，大医治未病，这是我说的原话。所以这些年，我总是在重复一句话，我期待的健康中国的概念是“让所有的国民不得病、晚得病，得了小病快治不转化成慢病，得了慢病也能够有效控制，健康生活。”

第六，作为媒体人，我强烈地感受到目前的医学过于专和细，与人作为一个整体之间存在的矛盾。您知道最早的时候打击和触动我的是什么吗？当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的救援不像现在这么科学和综合，那个时候先到位的很多是专业的医生，哪有一个地震当中的伤员是单纯的外科、内科或骨科的，都是综合的。这个时候，专业的专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当然，中医现在可能是势弱，可是，中医里的一些概念还是要借鉴，就是在整体看待一个人。

我是一个长跑爱好者，结果有一段时间脚疼得落地都难，找运动领域的顶级专家，做了很多检查，最后打了两针，好了两天又开始痛。后来辗转找到一位中医大夫。那位医生诊断因为腰出现问题带累到脚，在他给我治疗了三次腰之后，我恢复了长跑。这件事情给我的刺激是很大。人是一个综合的整体的概念，在医学越分越细的情况下，如何依然拥有整体的思维，这似乎也是一种矛盾。

第七，一个患者得病之后治疗，由过去上帝老天爷说了算，到后来医生说了算，到这几十年再变成医生和患者都说了算，带来了一种赋权的改变。随着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随着法律进入社会的程度越来越高，随着人权概念的提升，几十年前，在西方开始了针对医学界的重新赋权。比如女性乳腺癌切除手术，医生那时候执行的都是扩大化的整体切除，但是到后来随着审美意识、个体意识的提升，开始有反弹的声音。病人就问，为什么要整体切除？影响了到了我的美和自信等等，于是开始重新赋权。但是问题也会随之出现。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打了一场很大的官司，把患者赋权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就是当一个人变成了植物人之后，家属有没有权利决定拨管子。我就提两个关键点，第一，医生会做与患者之间的沟通工作吗？第二，患者会看病吗？在医生与患者日常的沟通过程中，存在着相当大比例的灰色地带，这种沟通是无效，甚至引入岔路的，这是目前全世界医学界都在面临的问题。

第八，医学认定的好的治疗结果，跟患者的个体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在恶性伤医事件当中，出现最多的是耳鼻喉科，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治好了，但是他个体感受依然不舒服，他就认为医生说的不对。所以，我觉得对于目前的医学界，对于医患关系和医生培养来说，沟通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拿心血管为例，您告诉一百个患者说你的冠状动脉堵了50%，他就已经觉得要完蛋了。但对医生来说，70%还是安全边界。这个差异如何沟通，这个专业壁垒如何打破，是目前全世界现代医学所遇到的巨大挑战。现在讲究的是，我要给他提供几种选择，然后告诉他几种选择面临的不同风险，但是很难，因为这里面患者的个体差异巨大。

第九，医生开出的最牛的药方是什么？所有的医学院都是在教我们做最好的手术，但是我认为，你能给所有的人开出最重要的药方和治疗是希望。任何一丁点的希望，在病人看来都是最好的抚慰的开始和治疗的开始。我们有很多医生不会注意这一点，他们投入到具体的治疗的过程中，就是不开希望这个药方。我们在相关的拍摄的过程中发现，即便在癌症俱乐部当中，只要拥有希望，癌症病房里幸福指数也不低。希望是每一个或轻或中或重的患者都希望得到的东西，我们不给他，就会很糟糕。所以，有很多人说总结了他最怕听到医生说的几句话，就是“你怎么才来啊”，大部分患者一听完这句话就晕了，以为自己完了。结果，医生接着说，“你怎么才来，再晚来五分钟我就下班了”，俩人想的不是一回事。这对患者来说意味着希望的消失。

请相信，医患矛盾不管在媒体中被放大，或者说在社会的舆论当中被放大了多少，人们骨子里对医生这个行当依然是敬畏尊重的，更何况全中国只有两个职业的后面带“德”，一个是教师，一个是医生。为什么老祖宗千百年下来，给这两个职业的后面带了“德”。我觉得是把医学的复杂性和神圣性全部列入其中，更重要的是跟每一个人的生命紧密相通。

最后祝大家第一个医师节，节日快乐，谢谢各位。

来源：医维讯（版权归原作者所有）